卢晓蓉：逃难

┃Personal History

逃难

© 卢晓蓉／文

　　转眼到了1967年中，回重庆造反的知青们陆续回来了，派性的欲火也渐渐熄灭了，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路线毕竟是毛泽东定的。老知青原本就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说联合就联合了。春种、夏收，我们没有闲着。差不多到了10月份，传来消息说，滞留重庆的少部分知青受到“文攻武卫”的蛊惑，新成立一个造反派，要杀回草坝闹革命，使得场里原本已和谐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就在同一天，“硬骨头”里先后有两位朋友偷偷告诉我，我是新造反派列为用拳头批判的对象，罪名就是不造反，建议我找个地方躲躲。
　　当天晚上，我们三位女知青彻夜未眠，担心外面有人监视，就熄了灯想主意。最后决定三人都必须逃走，不能待在场里等着挨打。我们先做的一件事，是把几样有用的东西装在一个背篓里，请场里的一位老场员天亮前送到我们刚到时住过的一个老乡家。然后把屋里的物品照原样摆放，以免引起嫌疑。如果在此之前，我们三人没住在一起，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策划一切，后果也就难料了。第二天恰好是赶场的日子，吃过早饭，我们佯装要去镇上买米，拿了三个米口袋，还悄悄带了盥洗用具，然后找了一条平时很少走的小路到了镇上。只见恐怖气氛弥漫，往日热闹的赶场街市，这天几乎不见人影。我们去粮站是假，去公社是真。可到了公社才知干部们都跑光了，只剩一个会计在家。会计知情后要我们赶紧去公社西边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躲避，还画了张简易地图。我们按图索骥马不停蹄赶了二三十里路，找到那个生产队。当地农民听我报了姓名后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有我们在，谁也不敢动你们！”他们让我们藏在一个老乡家里，后来又叫我们躲到阁楼上，一日三餐做好给我们送来，这使我想起了电影《党的女儿》中，老乡们为了掩护田华饰演的女主角共产党员玉梅，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这个类比很有点不自量力。生产队的老乡们还把多年不用的长矛、刀叉拿出来磨得亮铮铮的。那几天干活也有意安排在靠近山路边，预备造反派杀来，他们好给我们通风报信。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我每每想起就热泪盈眶，须臾不曾忘记。
　　这样提心吊胆地躲藏了几天后，公社派了一位干部给我们捎来一张盖着公社大红印的通行证明和十五元钱，说形势危急要我们回重庆避避风头。我们也担心，如果真的搞起武斗，老乡们会遭受难以估算的损失，所以决定当晚就走。我们拿走了通行证明，钱没有要，因为我刚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生活补贴加上还有一点余钱，再说那时的公社也穷得叮当响。回重庆有两条路，一条是返回草坝镇经万源县罗文镇到达州市转车，另一条是经相邻的通江县到达州市转车。而那时回草坝等于自投罗网，传说罗文镇也有人在围追堵截，我们只有绕道通江一条路。从所在生产队到通江县城有一百六十里，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山路，其余是公路。队里派了两个农民送我们，走了差不多一百里，天快亮了，他们不能不告别，因为他们回去还得走一百里。剩下的六十里路只有我们三个女孩子自己走，好在那时的大巴山治安还不错，我们没有遭遇任何坏人。
　　由于走得匆忙，没带一点干粮，路上饿了就挖几个地里的红薯吃，渴了就喝路边的山泉水，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其间，在通江县境内过了一条河，刚下过雨的河水哗哗地奔流，江面约有一百米宽，没有渡船，没有桥，只有江中矗立的几十个石头墩子可供过河。每个石头墩子两尺见方，距离江面约一米高，两个石头墩子之间有七八十厘米的空档，需要用点劲才能跨过去。要在平时，我是绝对不敢过的。有一次我一个人到公社另一个大队开会，路经一条小溪，水浅不过脚背，溪宽最多五米。小溪上也安放着几个一尺见方的石头墩子，距离水面最多两尺高，距离不到两尺。我站在上面，怎么也迈不开腿，站起来又蹲下，蹲下又站起来，最后干脆脱了鞋袜趟过了小溪。但这次不一样，容不得丝毫的迟疑和胆怯，我只有拼死一搏了。事后每逢想起这事，我都两腿发软心打颤。
　　傍晚走到通江县城汽车站时，我们已筋疲力尽。当时方知我身上的钱相当紧张，仅从达州到重庆每张车票就是七元多，而且不知道要等几天才能买到票，所以我们不敢乱花，每人买了一个五毛钱的糖饼充饥，打算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免费过夜。
　　天快黑了，候车室的人走光了，我们正要躺下休息，走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查问，我们照实说了。他听后和蔼地说，“像你们这样的知青，我会帮忙的。”原来他就是车站的站长，姓张，说完就把我们领到司机宿舍。走进宿舍一看，我们像灰姑娘走进皇宫似地傻眼了！只见宿舍里墙壁洁白，房间干净整齐，床上清一色的新床单、新枕头和缎面绣花新被褥，而且空无一人。这时张站长说，“你们今晚就在这里住，我请厨房给你们下面吃。”厨房送来的是西红柿鸡蛋面，饿极了的我们饱餐了一顿。吃完他又给我们打来冒着热气的洗脚水，要我们好好烫烫脚。那晚我们睡得真香！第二天起来，走了一百六十里路的两条腿一点也不疼。早上九点，张站长没要我们买票，把我们送上了通江到达州的班车（那时都是没座位的卡车），并且给达州汽车站的张站长写了封信，请他关照我们。汽车缓缓开离了通江车站，我们不住地和张站长道谢告别泪水模糊了双眼。这一夜的奇遇，使我在濒临绝境时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光辉。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祖父在二十岁时，也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辛亥革命时，他在成都参加了革命宣传活动。1913年军阀胡文澜任四川都督，投靠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由于形势日益险恶，1913年9月祖父决定返回家乡合川。途中，在四川省大足县龙水镇一家客店，祖父与一位同行的青年一起被捕。庭审时，那位青年被怀疑是革命党立即被处决。祖父沉着冷静，一副学生模样，被列席旁听并不相识的当地一位著名士绅孟子玉先生怜惜而出面解救，才免遭杀身之祸。或许这也是他毕生反对暴力的原因之一。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时隔五十多年后，他最疼爱的长孙女在人生最灿烂的青春时期，依然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
　　到了达州城，找到了另一位张站长。多亏了通江张站长这封信，据达州的张站长告诉我们，当时达州到重庆的车票很难买，一般都预售到三天以后，我们带的钱在达州多住半天都够呛，根本没法撑三天。他看信后，很快递给我们三张次日的车票，还是前排的坐票（当
　　时还有站票），并且打了折。我们深深感谢了他。剩下的钱住不起旅馆，我们就到居民区找住处，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有人家同意我们住宿，一间屋三人睡一张床，每人只收五毛钱。第二天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回到家里，我给母亲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这是坐在家里给你们写信，你们一定想不到吧？连我都像在梦中一样。我终于又在家里了。我多么高兴啊！……热切地等待着你们回来。”当时的造船厂已全部搬迁到远郊。原本留在青草坝医务室工作的母亲，也和父亲一样每周只能回青草坝家一次。母亲看了我报平安的信，高兴极了，还说那是我写得最好的信，一直保存在身边。当然我只告诉了父母路上的奇遇，没有给他们讲我们逃难的险情，如同我在大巴山十三年的经历也都是报喜不报忧。
　　这次回重庆前后待了一年，始终与公社保持联系，公社方面的回信总是说，当地还未平静，要我们安心等待。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去长春看望了祖母和二姑一家。我一生中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四五年，但因为生下来就是她带到三岁，而且她和祖父一样很疼爱我，所以感情很深。
　　1966年夏末，祖母回了一次成都、重庆，然后和住在重庆的祖父的大嫂（即大祖母）及五弟媳妇（ㄠ祖母）三妯娌，有生以来第一次结伴出门远游，乘火车、坐轮船，观览了大好河山，还去了上海和北京。祖母在北京与她们告别，又回了长春。祖母在北京时还特地到中国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谁曾料到，这是她们仨最后一次相聚。大祖母和ㄠ祖母回到重庆，文革已经拉开序幕，四周弥漫着恐怖气氛。大祖母家住北碚，她不敢把旅行时带的一个皮箱拎回去，想暂存在重庆城里的亲戚家。亲戚也不敢保存，她就把皮箱里沿途买的细软送给了亲戚，自己拎着空箱踌躇街头好半天。回到北碚，等待她的是残酷的批斗和净身被赶出户，领头的人就是她待之如亲生女儿的保姆。ㄠ祖母回到重庆就被“革命群众”监管，她原本血压就高，受了惊吓，不久就患脑溢血去世。
　　1967年10月底我出发去长春。那时文革已经“搅得周天寒彻”，全国的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原本重庆到北京的时间正常是四十八小时，可那次用了五十多个小时。我买的硬座火车票，只有硬坐两天多。到北京站后得知，去长春的火车停运，不知何时才能开通。车站里挤满了人，我无处可走，只好在车站里的地上坐着睡了一夜，一直等到次日下午才有了去长春的火车。到二姑家后，见到祖母和二姑、姑父及三个表弟分外高兴。当时姑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接受批判。祖母一如既往地操劳，做饭、洗衣、收拾房间，手不停歇。有一次，她正低头弯腰在桌子上挑选米中的小石子儿，突发灵感，画了一张速写，那张画我没有保存下来，但画中祖母的形象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子里。听二姑说祖母在长春也是跟谁都能友好相处，别人有困难，她总是尽力帮忙，连卖菜的农民也不例外。菜农缺钱，她就借给他们，没钱还也不计较。
　　我去长春时，长春的集市很萧条，记得只有大白菜和韭黄，荤菜就是冰冻鱼。东北人喜欢吃炖菜，即把各种菜肴都放在一个锅里煮着吃。这种菜肴很需要酱油。这本是极普通的作料，可因为长期武斗，停工停产，运输也受阻，所以供应常常短缺。记得凡有商店卖酱油，家家户户都会端着锅、提着桶去排队购买。我也随着姑父去集市买过菜，去商店排过队买酱油。除此以外，商店里没有东西可买。当时重庆市面还能买到一些土特产。我就买了一些他们喜欢吃的合川桃片、花生糖、米花糖、麻辣蚕豆等小吃。二姑见了好开心，但她一直放着不拿出来吃，令我很纳闷。文革中重庆有两大造反派，一派叫“八一五”，一派叫“反到底”，彼此打得不可开交。长春也有两大造反派，一派叫“红二”，另一派叫“长春公社。二姑家也有两种观点，但是彼此都隐忍着从不争执。
　　长春的冬天很冷，窗户都是双层的，每天只能开半个小时透透气，两层玻璃窗中间可以做冰箱用。祖母就给我们做红豆冰糕、冻柿子吃，在农村两年没吃冰糕了，更别说冻柿子，令我很开心。可是两层玻璃窗屏蔽了冷气，也屏蔽了空气，从南方来的我很不适应，头疼得厉害。原打算在二姑家过了年再回重庆，可1968年的元旦过了不久，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提前回家。到我快要走的时候，二姑说要开个欢送会。这天，她把我带去的小吃通通拿出来分类摆放在盘子里，然后放在特地铺了一张新桌布的茶几上，气氛既温馨又隆重。接着她宣布欢送会开始，并同时宣布全家实现大联合，往日暗藏的派性顿时化为乌有，大家都开开心心分享了我带去的礼物。离别前，我和祖母都依依不舍。1969年底二姑全家都被下放农村，祖母也不例外。后来又经过诸多波折，我再见到祖母，已是十五年以后。1983年秋天，年过八旬的祖母从长春来到我们在武汉的家里，身体已大不如前。我那时在武昌华中农业大学工作，每周只能回家团聚一次，平时就是母亲伺候在侧。我女儿那时已满九岁，模样很像我，聪明乖巧，在武汉市一师附小上学，住在父母家里，给祖母增添了不少乐趣。可惜武汉的冬天太冷，而且没有暖气，家里只能烧蜂窝煤炉子取暖。晚上怕煤气中毒不敢烧，唯有多盖被子。身体已经很虚弱的祖母承受不了被子之重，父亲只好将她送到成都三叔家。过年后不久，祖母就因心力衰竭告别了人世，享年八十三岁。得知噩耗，我痛苦不已，有思念之痛，也有悔愧之痛。
　　母亲还替我保存了一封我写给父母的信，那是1970年1月我得知二姑一家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和放心。高兴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光荣的革命征途，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四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婆婆（即我的祖母）年纪虽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合些。以后，他们的地点落实后再给他们写信。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现在读起来，真有点啼笑皆非、恍如隔世的感觉。二姑一家是1969年底去农村的。在此之前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祖母曾多次在居民组会上被逼交代祖父莫须有的问题。二姑和姑父在单位也被无辜打成特务，最后全家被迫下放农村插队。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4月才落实政策，回到长春。祖母在农村时已年过七十，在乡下操持家务，晚上三代人同床共眠，这样的日子差不多过了两年半！那些难以言说的艰难困苦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封信我一直留在身边，每次看到都羞愧难言。
　　祖父在1934年写的《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道出他的精神追求：“你看着万众是如何欢迎保障国家的凯旋部队，是如何庆祝铁路建筑的完成典礼，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醉如痴，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更深刻而浓厚。”祖母一生克勤克俭，忘我无私，相助祖父，抚养儿孙，关爱他人，不戴配饰，不施粉黛，甚至连花衣服都没穿过，但她留给人世的美丽是隽永的。

　　本文选自《逆水行舟》，卢晓蓉／著，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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